因为笃信只有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老师执教才能教授正宗的英语，于是就大兴重金聘外教之风。这股风，不仅在一些中学盛行，不少小学幼儿园也跟着跑；不仅条件好的城市学校互相攀比，稍有名声的农村学校也以聘上一两位外教为荣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“外教崇拜”的社会心理自然形成———聘了外教的学校，就是有档次的学校；进了有外教的学校，就能学到一口流利、正宗的英语。 

　 然而事实上，一些聘请了外教的学校，尤其是小学、幼儿园，除了将“外籍老师执教”作为吸引生源的亮点之外，似乎并未让学子收获“正宗英语”的成果，“外教崇拜”者的梦想正在被事实揉碎。在重庆市的小学及幼儿园，聘请外籍教师讲授英语的风气盛行两年之后，不少学校又在考虑辞退外教。如重庆市巴蜀小学在聘请5名外教执教一年多以后，决定放弃外籍老师，改由本校派往加拿大进修回来的教师承担他们的工作。原因很简单，“聘请外教授课的效果不尽如人意”；学生的感觉是“外国老师有外国老师的长处，中国老师有中国老师的长处，如果只能选一个，我宁愿选中国老师”（见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）。 

　 聘请外教的做法，从开放的角度讲，可以有拓宽教学视野、借鉴教学方式、丰富教育理念之效，但具体到某一学科的教学，就不能简单地认为“还是外国的月亮圆”，只要是外籍老师就一定优于中国老师。比如英语教学，尽管以英语作母语的外籍老师有一定优势，但当以中国学生，特别是知识积累处在初级阶段的小学生作为教学对象时，这种优势的发挥，就对外教的教学经验、教学技巧以及其对中国历史、文化传统的知识储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，绝不是只要会说一口流利、正宗的英语，就一定能教给中国学生一口流利、正宗的英语。 

　 教育的规律要求，施教与受教双方必须角色相适，才能相得益彰、教学相长。小学、幼儿园的老师无法教好大学生，大学教授也未必一定能教好小学、幼儿园的课程。语言或者英语的教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我们都知道，一个叫大山的外国人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普通话，比很多中国人说得都好，并且还能表演中国相声。我想，这一是得益于他求学中国时，有精通中外文化的老师们精心而准确的教授；二是得益于他定居中国后，娶了中国妻子，成了中国百姓家庭中的一员，并拜大师级的相声艺术家学艺，因而能深入理解汉语的历史文化背景；三是自身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知识素养及生活阅历，使其对汉语的学习得以深刻领悟到位。倘是在他三五岁的时候，随便让一个只会说中国话而知识层次较低的张家大姐、李家二姨去教他，就很难断定他能达到今天的汉语水平。 

　 英语教学上“外教崇拜”，其实有两个层面的问题：一是源于真心的教学探索，一是借外教而舞项庄之“剑”，即只求拥有外教，不计外教之实效。前者好办，就如重庆市那些小学、幼儿园一样，实践一段时间以后，按效果决定外教的去留，是不会将“外教崇拜”进行到底的。这无疑是我们应该肯定的理性选择。但对后者，我们就要费点心了，他们以远远高于国内老师的课时费请来外教，要的只是外教之名，然后在招生广告中标上外教执教，就理直气壮地高收费了，学生是否能学到正宗的英语，家长是否可圆慷慨解囊时的梦想，他们是毫不在乎的。对这样误学误教、误人子弟的“外教崇拜”，怎么能漠然置之？